解放战争余则成（解放前的石家庄）

1992年，

一部叫《石门情报站》的电视剧

在各电视台热播，

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

我党在石门（今石家庄）的

情报组织的地下斗争经历。

《石门情报站》电视剧海报

党的隐蔽战线工作

是党和国家革命事业

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真实的地下工作者

是什么样子的？

在石家庄又曾发生怎样

可歌可泣的谍战故事呢？

收藏于石家庄人民警察博物馆的

《河北省情报侦察史料汇编》中，

有一份《石家庄市各情侦组织人名录》，

记载了当年活跃在石家庄市范围内的

36个情侦组织、542名情侦人员，

为我们揭开了赫赫有名的

“石门情报站”的神秘面纱。

历史上，

并非只有一个“石门情报站”。

当年分属我地方和军队系统

的石门情报机构中，

仅直接叫“石门情报站”的就有四个。

还有一些叫情报组、工作组、办事处等，

虽然称呼不一样，

实际上都发挥着情报站的作用。

王应慈

“石门情报站”的领头人

1937年10月，

日军侵占石门，

将之建成一个盘踞华北的据点。

日军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

亲到石门观察，

部署对抗日军民的“扫荡”，

使石门成为冀中、冀南、

冀西太行一分区、冀晋四分区等

4块抗日根据地的极大威胁。

1937年10月10日，日军侵占石家庄火车站

对此，我晋察冀边区高度重视。

1942年春天，

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派纪贤

到石门地区开辟情报工作。

纪贤与正定、行唐、灵寿等县联系后，

几经选择，决定在正定县建站，

并物色了几个不同职业的人选，

展开工作。

不久，

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改名为

“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管理处”，

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部长

许建国兼任公安管理处处长。

当年秋天，

纪贤被调回机关，

改派王应慈负责石门市的情报工作，

正式建立“石门情报站”。

王应慈在国民党西北军时的照片。石家庄人民警察博物馆供图

王应慈接受建站任务之际，

正值日本侵略军对抗日军民

进行残酷“扫荡”之时，

加上自然灾害频仍，

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

当时，许建国对王应慈的要求是，

尽快建成“石门情报站”，

把日伪军的重大活动、

军政情报及时发回边区。

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

一是要迅速组建情报组织，

获取可靠情报，

这并不容易；

二是没有电讯器材，

只能靠交通员

来往于敌占区、游击区和边区之间

传递信息，难度很大。

日军占领时期的石家庄

王应慈是陕西华县人，

1932年参加革命工作，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36年“西安事变”开始，

他打入国民党西北军，

长期从事地下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42年，王应慈初到石门地区时，

由于原来的负责人纪贤走得比较仓促，

他又是陕西口音，

开展工作十分不便。

社会部就从灵寿县抽调农村干部刘喜才，

跟他既当交通员又当口译员。

为熟悉石门周围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情况，

尽快建立联络点，王应慈和刘喜才

除了和县、区游击队一起活动外，

还经常在夜间穿行于农村之间，

有时以设在灵寿的岔头贸易局、

慈峪贸易局等作掩护，

有时只得露宿在野外山头和树林里，

也有时整天吃不上一顿饭，

他个人单独外出时甚至只能装哑巴……

但王应慈大胆、沉着地开展着工作，

情报站的人都很钦佩他。

一次，他化装进正定城，

身着长衫，头顶礼帽，戴着墨镜，

骑着一辆新自行车，

俨然一副汉奸的装扮。

不料刚到火车站附近，

就碰到大队日本兵从石门方向而来。

他不慌不忙，和日本兵一道，

大摇大摆地进了城，

倒把迎接他的地下工作人员

吓出了一身冷汗。

石门大石桥

王应慈还注意观察，

留心一切可利用的条件为我所用。

当时，石门卡子盘查很严厉，

进出城很困难。

他看到一辆双套马车进出顺利，

一打听，

是市郊西三庄村一个大坊坊长的。

经进一步了解，

这个坊长和卡子上的伪军、

日本宪兵队等都熟，

因家中有病人，

每月准进市一趟。

于是，他夜间登门，亮明身份。

这个坊长迫于情势，

答应了带他进市的要求。

当然，王应慈也有遇险的时候。

一次日军“扫荡”，

夜间把他和一个区委书记、

一个治安员围到北寨村。

他们摸到一个老乡家，

藏在一个炕洞内，

3个人轮流在一个小孔用嘴吸气，

差点闷死。

还有一次，

他化装进正定后，被敌人发现。

在敌人大搜捕的情况下，

他只得当夜出走，

最后通过内线，

由两个伪警察用绳子把他系下城墙，

才脱离险境。

在王应慈的奔走下，

以东柏棠村魏家为中心联络点的

石门情报站很快建成了，

并且建立和疏通了情报站

与边区社会部联系的各个交通点、线，

使情报工作活跃地开展了起来。

魏焕文、魏焕才

在家中建起中心联络点

东柏棠村位于正定县城西约4公里处，

距火车站较近，

是敌人所谓的“爱护村”。

村里在火车站做工、

进城做小买卖的人很多，

人来人往，便于交通员进出活动。

魏焕文、魏焕才兄弟的家

在东柏棠村西头。

兄长魏焕文对党忠诚、老实可靠，

且粗通文字，

自1940年起就当了情报员。

弟弟魏焕才自正定师范学校毕业后，

即以教书作掩护，为边区搜集情报。

他们的宅院前后通街，又靠近村外，

西墙外即是庄稼地，

所以，不论白天、晚间进出都比较方便，

而且容易隐蔽。

为确保安全，

兄弟二人还从卧室的炕席底下

挖了一条通向村外野地的秘密地道。

魏家多年养蜂，

春夏之际，

魏家兄弟常带着30多箱蜜蜂外出，

到西部山区与边区接壤处活动。

平时，也经常有人外出卖蜂蜜，

买蜂巢、白糖以及纱罩等，

借机进行情报的传递。

魏母翟岭歌，年近60岁，

因3个妹夫及1个表弟惨遭日寇杀害，

她满怀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仇恨，

积极参与传递情报、

掩护交通员等抗日活动。

有一次，

她亲自前往灵寿县，

以接“干闺女”为名，

把情报站的女电报员马光荣接到家中。

当时，情报站只有3个专职人员，

即王应慈，

冀晋四分区情报参谋梁计民，

以及电报员马光荣。

其余6个小组的成员

都以各自职业为掩护，进行工作。

他们不讲金钱、待遇，

不计名誉、地位，

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如：

单线领导，绝对不准横向联系；

3人一组，一律听交通员联系；

不准私自行动，不准问不该知道的事；

严格遵守接头时间、地点，

否则按违纪查问；

投敌、叛变，

将被执行最高纪律——处决。

这个情报站加强思想领导，

依靠铁的纪律和工作人员的优良素质，

始终未出纰漏。

“无名菜农”

摸清日军军火库详情

石门情报站的任务，

以搞敌人的战略情报为主，

其他情报为辅。

工作一开始，

他们就集中力量，

对石门市这个战略据点里的

军政机关、兵营、领事馆、

新民会、商务、建设总署进行渗入，

并顾及南至邢台、邯郸，

东至德州，

西至太原，

北到保定的交通干线。

他们依靠群众发展组织，

获取敌人的情报。

铁路系统的张志田、

孙友文小组共十几个人，

他们有的是司机，

有的是随车检修工，

除石门、正定外，

有的在长辛店，有的在太原。

敌人在铁路上的军队调动，

军用物资的运输、储存

以及军政要员的行踪，

一般都脱不开他们的眼睛。

邵喜俊、陈景瑞等人就曾几次

把日伪军调动的情报

准确及时地送出。

不少情报在反“扫荡”中起到了作用，

受到了聂荣臻的表扬。

魏焕文、魏焕才系统下的王正本小组，

有几个菜农经常向市区几个兵营送菜，

其中有位柳辛庄的菜农，

经常去北兵营送菜。

他就利用送菜的机会，

把这个兵营的情况搞清了。

原来这里是存放武器弹药的，

是当时北平以南最大的武器弹药仓库。

北平以南、邯郸以北地区

日伪军的武器弹药，

都是由这里发放的。

他搞到了这里存放武器的种类、型号、数量

以及发往外地去的范围的情报，

进而又把经常来领运弹药的单位、数量、

发往方向、运送时间等情报都准确地搞到，

然后迅速上报。

王应慈曾两次找这位菜农进行表扬。

遗憾的是，

1945年春天，

这位菜农不幸被日本人抓捕，

虽受尽酷刑，也没暴露组织。

最后，

他被押往日本北海道当了劳工，

从此下落不明。

王子兴

获知冈村宁次的行踪

为了打进敌人内部，

深入敌人核心，

获取战略性的情报，

晋察冀边区公安管理处和冀中公安局，

利用一切机会派遣人员。

张子元，博野县人，

原系冀中军区警备旅一团团长，

在1942年的“扫荡”中不幸被俘，

经冀中军区情报处派遣，

先是打入日本三九零六部队谍报班，

后又打入南兵营劳工教习所当了副所长，

营救出了大批在对日作战中

被俘的我方党、政、军干部。

王子兴，安国县人，

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

原为冀中公安局干部，

受局长张国坚派遣，

先打入日本饭沼师团河野特务队情报室，

后又到建设总署当了“技佐”。

他除了领导张子元的工作外，

还领导着市内几个行业的小组。

一次，他去获鹿（今鹿泉）采石场视察，

所乘的火车突然受命在中途“待避”，

一下子停了两个多小时。

他在和日本站长闲谈时，

就问：“是什么列车，

把我阻在这里，耽误工作?”

那个站长见他是“技佐”衔，

又会说日本话，就告诉他，

要过的专列是冈村宁次的，并要他保密。

王子兴又问：冈村宁次是西去阳泉?

回答：不是。

又问：太原？

站长摇摇头说：统统不是。

王子兴试探着说：那是运城了?

站长悄悄告诉他，是临汾。

王子兴得知这一消息，

马上决定不再去采石场，

立即返回市里，将情报送出。

情报站迅速将该情报

送往晋察冀边区社会部。

上级看到这份情报十分重视，

分析冈村宁次离开北平，

神秘地奔往山西临汾，

一定有重大军事企图，

就立即把情报发往延安总部。

中央紧急通知了太岳、太行军分区。

在我军有准备的情况下，

敌人的几路围攻行动均告失败。

张景熙

智盗国民党“绝密”文件

石门情报站还有个

打入敌伪军特务系统的张景熙、

李慎之、靳英小组。

靳英打进了正定宪兵队特务队，

并担任了队长；

李慎之打入了石门市宪兵队，

担任了指导官；

张景熙先打入了正定警察所，

后又打入“河北省剿共委员会情报科”。

张景熙是正定县人，

师范毕业后，

担任了抗日县政府第三区区长。

在敌人的一次“扫荡”中，

他被围在一个村的井台上，

准备打光了子弹就跳井，

不料被一颗子弹把后脑壳打碎，

当时就昏了过去。

敌人发现他心脏还跳动，

就把他抬回了正定城，

送进了日本随军医院，

企图给他治好伤后，

诱他当汉奸。

王应慈得知这个情况后，

就派交通员与他联系，

要他借机打入敌人内部。

张景熙一开始不干，

后经王应慈与县委共同做工作，

他才答应下来，

归属王应慈的石门情报站领导。

张景熙伤好后，

一穿上伪军的服装，

立即招致乡亲们的误解和辱骂。

他爱人只身闯进正定城，

见面就给了他几个耳光，

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他忍辱负重做工作，

曾把正定警察局颁发良民证的钢印模子

以及几百份良民证原件搞出来，

送交晋察冀边区。

1943年，

张景熙利用同学的关系打入保定，

在“河北省剿共委员会情报科”

担任了主任科员、情报股长、

“感化院”训育主任等职，

取得了大量情报。

他曾将全省新民会中特务组织的资料，

拿回正定交靳英复制，再安全送回。

有一次，他发现日本特务机关有

蒋介石1939年制订的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文件，

上面还打有“绝密”字样。

他立即向王应慈作了汇报，

边区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得知后，

命令张景熙不惜一切代价，

取到这个文件。

张景熙利用职务之便将此件取出。

当他伪装成商人，

从保定西城门去往火车站途中，

却遇到了日本宪兵队的大搜查。

一个日本特务以流利的中国话

叫张景熙把提包打开，

他只好硬着头皮照办。

当敌人从提包底层翻出

打有“绝密”字样的文件后，

大惊失色。

一声呼喊，

马上围上来几个特务，

不允他开口，即强行搜身。

当敌人翻出他“情报股长”的证件后，

又十分疑惑地盘问他。

他就镇静地亮明伪身份，

说自己是专门干情报工作，

为“大日本皇军”服务的。

敌人见证件真实，

张景熙又不慌不忙，

镇定自若，就示意他可以走了。

其实这是普通的检查，

如果敌人向他所在的机关打个电话，

张景熙就很危险了。

文件送出一周之后，

王应慈转告他：

许建国部长非常满意，

说这个文件是万两黄金都难买到的，

如果你因此有危险而不得不撤出的话，

也是值得的。

原来，党中央很重视这个文件，

毛泽东主席还表扬了

许建国在保定取得的这一成绩。

1945年4月，

毛泽东主席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

就公开点破了这个“绝密”件，

有力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

真反共反人民的面目。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

马世仁小组

搞到日本人“经济侵华计划”

日本对我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

也搞经济侵略，

而且以办商行为名进行特务活动。

直接受北平特务机关管辖的

日本人井上久男，

开办了“正定商行”，

企图通过与我边区的经济贸易关系，

搜集我们的情报，

并且假冒我边区政府的名义，

出版了一种叫《建设》的刊物，

搞了很多迷惑人的东西，

使不少人上当。

石门情报站派马世仁小组

设法打入这个商行。

通过工作，他们有的当了会计，

有的当了装卸工。

后来每期《建设》一出刊，

就很快送到了东柏棠村魏焕文家，

再通过情报站送到

当时主管边区财贸工作的姚依林手里，

引起边区领导的极大重视。

后来，这个小组还搞到了

井上久男在石门制订的经济侵华计划。

岳林

以护士身份获取众多情报

日军侵占石门后，

首先占领当时的铁路大厂。

岳林的父亲正是该厂的技术骨干，

得知厂子沦陷，

毅然辞职回家，

两年后抑郁离世。

国破家亡的不幸遭遇，

刺痛了岳林的神经。

她暗暗发誓，

要与侵略者斗争，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母亲改嫁到石门附近的八家庄后，

岳林认识了潘树森、潘春林等

几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年轻人，

并经常听他们讲述一些抗日故事。

1943年，岳林来到了日本人开办的

厚生医院做起了护士生。

每天下班后，她便把日本医院的

一些情况告诉潘树森。

后来，她被调入铁路医院工作，

接触的日本兵多了起来。

她常利用给日本伤兵换药的机会，

打探一些日军的情报，

比如鬼子部队的番号、

武器装备的配备情况、

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等。

获得有价值的情报后，

岳林除了下班后向潘树森等汇报外，

还常借助护士的身份，

出城送情报。

日军对出入城人员搜查得很严，

很多次，岳林拿到情报后，

就背上印有红十字的急救包，

骑着自行车出城。

日军哨兵听说她要去出诊，

从来没有搜查过她。

1944年，岳林加入了八路军，

成为石门情报站的一员，

获取了更多有价值的情报。

潘树森

深夜从日本人手里夺枪

1937年10月，

日军侵占石家庄后，

到处抓人修筑公路。

15岁的潘树森，

被日军从石门八家庄老家抓走，

送到阜平当民夫，

干不好活儿就被任意打骂。

年轻气盛的潘树森联络了几十个民夫，

伺机从阜平工地逃出，

路上被游击队救下带到了根据地。

在根据地，

潘树森和同伴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也亲眼看到军民亲如一家的鱼水关系，

更听到了不少抗日救国的宣传。

他从那时起才明白，

要报国仇家恨，

只有跟着共产党走，

参加八路军。

回到石门后，

潘树森积极宣扬解放区见闻、

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政策，

引起了冀晋第四军分区司令部

侦察股参谋邢剑云的关注。

在邢剑云的引导下，

潘树森投身地下工作。

石门情报站部分成员合影。右一为潘树森。

潜伏在石门的潘树森

享受的是部队侦察员待遇，

每年发两身衣服、几双“边区鞋”，

每月60斤小米。

这些东西折成款后，

拿到敌占区还不够应酬几顿饭钱，

更谈不上照顾家里生活。

搞地下工作，

要靠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意志，

而把物质报酬置之度外。

1944年8月的一天，

一队日本鬼子和伪警察局特务，

突然冲进了日寇经营的

北支棉花株式会社打包厂。

当时，

潘树森正在该厂做管库员，

并以这个工作做掩护，

悄悄地收集情报、侦察敌情。

敌人冲进打包厂，

没有找到潘树森，

又赶到八家庄潘树森的家中，

结果也扑空了，

恼羞成怒下便将他的父亲潘发修

和两位工友抓到了伪警察局。

那天，恰巧潘树森去正定

给组织上送情报，

没有被敌人抓住。

他的哥哥闻讯，赶紧出城，

在正定回城的路上等弟弟，

下午等到后，让他赶紧转移。

潘发修等人被抓进伪警察局后，

鬼子和特务轮番对他们进行刑讯逼供。

由于他们确实不知潘树森的情况，

所以敌人一无所获。

后来，组织上托关系将他们救出。

敌人为何突然赶来逮捕潘树森呢？

事后才知道，

八路军晋冀第四军分区的一名参谋

携带情报从正定出城时被鬼子抓捕，

敌人从他的布鞋夹层中搜出了一封信。

而这封信，是潘树森用

北支棉花株式会社的美浓纸所写。

敌人通过信纸和笔迹，锁定了潘树森，

于是决定抓捕他。

潘树森暴露后，

行迹变得更加隐蔽起来。

潘树森

有一次，石门情报站侦察到

阜康路住着两个日本人，家中有枪。

于是，潘树森等人秘密策划，

制定了一套夺枪方案。

一个深夜，

潘树森带领潘树精等三个人，

躲过敌人的巡逻队，

悄悄潜入这两个日本人所住的院中。

隔着窗户望去，

屋内两个日本人，

一个坐在门口，一个坐在炕上，

正在聊天。

潘树森等人进屋后，

迅速将两个日本人控制住。

潘树森请会说日语的赵启祥让他们缴枪，

炕上那个日本人说没有枪，

一只手却悄悄伸进被窝拔出了枪。

潘树精一个箭步冲到炕上，

将日本人的手腕死死卡住。

枪响了，

子弹打到了房顶上。

这时，赵启祥冲上来，

朝着那个日本人腰部、头部连开两枪。

门口的日本人见势不妙，

趁乱越墙而逃。

潘树森等人抢到枪后也迅速撤离。

张香明、“王大麻子”

为获取石门城防图献出生命

1945年8月15日，

日本无条件投降。

石门又被国民党攫取到手中。

1947年春夏之间，

各“石门情报站”

先后收到了同样的命令：

利用一切关系，

加强有关国民党守军的情报搜集工作，

尤其是城防系统情报。

当时，我军已通过正太战役

解放了石门外围的正定、

获鹿、井陉、栾城等地，

夺取石门已箭在弦上。

但国民党军在原侵华日军

构筑的工事基础上连年加修，

石门已构成完备的环形防御体系。

从市郊到市中心，

以宽8米、深6米的外市沟，

宽、深均5米的内市沟，

以及市区主要建筑物为骨干，

设置了三道防御阵地，

共有大小碉堡6000多个，

守军总兵力2.4万余人。

为啃下这座重兵设防的城市，

前线战士厉兵秣马，

隐蔽战线上的“石门情报站”人马，

也开始高效行动起来。

石门环市铁路上的装甲火车

1947年五六月间，

冀晋公安局石门情报站

内部力量小组接到上级指示，

石门西南角火力配置情况掌握不确切，

务必搞到敌人的城防图。

这个内部力量小组是由

地下党员张香明等人组建的。

1946年，

张香明被派到石门之后，

发展了34名情侦人员，

在敌人机构中成功建立了

一个内部力量小组，

获取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接到此次任务后，

张香明很快通过情侦人员“王大麻子”

搞到了一份城防复制图，

传给了上级。

其后不久，

他们又搞到了城防图的正本。

然而，城防图未及送出，

就被敌人发觉，

张香明、“王大麻子”被抓捕杀害。

如今，

在《石家庄市各情侦组织人名录》里，

仍能找到张香明等人的名字，

但“王大麻子”的真实姓名已无法考证。

事实上，

《河北省情报侦察史料汇编》中

各地地下工作者名单里，

不乏类似“王大麻子”“净六子”

这样的特殊名字和代号。

武梦和

把生日定在获救日

在张香明和“王大麻子”

为获取城防图献出生命时，

另一位情报员武梦和，

正准备将此前搜集到的

石门市区内敌军装备清单送出。

可惜的是，

由于叛徒告密，

他不幸被捕。

敌人对他进行了四个月的严刑审讯，

他咬紧牙关，就是不承认。

随着战斗推进，

进入11月份，

武梦和在监狱里已能亲耳听到

我方的隆隆炮火越来越近，

心里既欣慰，又不无担心。

此时，

敌人每天都会枪杀关押的共产党人，

但武梦和更担心的

并不是自己随时可能牺牲，

而是有关情报到底有没有送出城去。

武梦和不知道的是，

在清风店战役中，

张香明、“王大麻子”为之献出生命的

那张绝密城防图，

已被我军在

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身边缴获。

石门情报站地下工作者送出的各种情报，

经过与地图、俘虏供述详细核对，

使我军对敌石门残部的兵力部署、

工程设施、火力配备等情况有了详细掌握。

人民解放军攻占石门外市沟阵地

最终，石门——

这座国民党守军扬言

“凭工事可以坐打三年”的

现代化立体设防城市，

我军只用六天六夜即告解放。

这其中，地下工作者功不可没。

人民解放军接管石门市政府

1947年11月11日深夜，

解放军攻入了关押武梦和的监狱。

出生在兵荒马乱年代的武梦和，

从小不知道自己的准确出生日期。

从那一天起，

他把自己的生日定在了11月11日。

他们渐渐远去

他们从未离开

在解放石门前后，

曾领导晋察冀边区社会部

石门情报站的王应慈，

执行了另一项特殊任务——

在阜平建立公安培训班，

为未来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培训专业力量。

1947年11月12日，

石家庄解放当日，

王应慈就带领训练好的公安先遣人员

和人民解放军同步进城，

迅速占领国民党旧警察局，

建立起共产党领导下的城市公安机关。

在这里，

王应慈全面负责隐蔽战线的对敌斗争，

受命组建起一支200余人的公安侦察队伍，

继续与公开或隐蔽的敌人进行殊死较量。

早期的公安徽章

1948年8月，

王应慈指挥打入敌人内部的

地下党员李智等人协同作战，

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北平行辕二处领导的

军统中校、特务组组长任福录，

将其掌握的电台为我所用，

在粉碎国民党企图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应慈先后担任石家庄市公安局

侦察科长、副局长、局长，

后又任归绥（今呼和浩特）公安局首任局长，

是新中国早期

城市公安工作的开创者之一。

1977年，他走完了

战斗的、光荣的一生。

王应慈

1948年初，

潘树森所在的

原冀晋四分区石门情报站

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侦察连。

潘树森和同志们一起

整建制转入石家庄市公安局，

先后破获了数起敌特、

毒品、金品、反动会道门等案件。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后，

潘树森和岳林结为革命伴侣。

潘树森与妻子岳林合影

1964年，他调离公安系统。

1991年，他因病去世，

为英勇奋斗的一生画上了句点。

解放后，

武梦和根据组织安排，

又一直在隐蔽战线上工作了很多年，

他的真实身份，

早年连亲人都不了解。

在亲人们眼中，

他守口如瓶、心细如发，

沉默低调，

又神秘莫测。

因为在敌人监狱里扛了四个多月，

受尽折磨，但最后没有牺牲，

这成了武梦和的一个心结——

对党的忠诚

让他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瑕疵。

直到上世纪90年代，

早已离休的武梦和

应邀参加了一次特殊的会见。

事后，他告诉儿子，

当年为什么没死，

他终于知道了。

从此，他放下了心里的包袱。

随着年龄增大，

疾病慢慢缠身。

垂暮之年的武梦和

仍不愿提起往事，

那些在隐蔽战线上的惊心动魄，

那些取得的成绩和悲欢离合，

都在他日益模糊的记忆中，

渐渐沉没。

2001年，武梦和接受记者采访时留影。《河北日报》资料图片

2011年6月，

武梦和病情加重，

进了医院重症监护室。

身上插着呼吸机，

他无法开口说话，

就在给家属的留言板上

歪歪斜斜地写下人生中的最后几个字：

“死，

回家，

不允许向单位再要一张支票。”

按照政策，

离休干部的医药费用

可以由家属向单位申请资金支付。

家人们理解了武梦和的意思：

我要走了，

回家吧，

给国家省点儿钱。

这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老红色特工，

用尽最后的力气，

践行坚守一生的使命——

对党忠诚！

因为对党忠诚，

正确执行党的政策，

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严格的纪律，

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和知识，

石门情报站一直没有被敌人破坏，

在中国的隐蔽战线史上

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石门情报站的工作人员，

大多是石家庄本地人。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潜伏”在敌人眼皮底下，

与敌人真刀真枪地战斗，

为石家庄的解放，

乃至新中国的成立，

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你们的名字也许无人知晓，

你们的功勋必将永垂不朽！

来源：综合《河北日报》、石家庄政协网、《燕赵晚报》、河北共产党员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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